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20250214 調查計畫研討會

【Q & A 總整理】

from《基礎法學與人權研究通訊第33期》

午場|問題、討論與建議

【提問】人們對司法程序的滿意度,會不會隨著事情的進展而改變?

之前在政府部門工作時,常在事件發生時發放滿意度問卷,例如在第一次調解會議時。因為當時大家只是初步了解,還沒進入真正的爭議,通常都很正面。但隨著事情越來越深入,比如到了第三次會議,可能開始出現對結果不滿的情況,滿意度就會下降。
在法院工作的經驗裡,法院比較少主動調查被告或原告的滿意度,只有一個意見箱,通常只有不滿的人才會留下意見,而滿意的人不會多說什麼,這讓人很難看到滿意度隨整個程序變化的全貌。而滿意度也可能會隨著訴訟進程有所變化。例如,當事人最初對審判程序滿意,但中途因法官態度嚴厲而產生不滿,最終若結果符合期待(如不起訴處分),又可能回復滿意。

因此在司法研究問巻設計中,是否考慮過「滿意度」以動態變化的方式設計?「滿意度」是否應該被視為一個流動的過程,而非單一時點的評量?

 

【許菁芳老師回應】

司法程序中的「滿意度」的確會隨著事件進展而改變,然而這是另一個研究假設,也不是目前資料庫及問巻設計主要的研究課題。

雖然過去也有其它學者做過類似的研究用以評估司法滿意度的變化,在這方面,個人較信任我們目前的資料庫,主要有兩個原因:第一,它是由具有經驗的第三方機構進行調查,確保了中立性;第二,它採用面訪(訪員直接與受訪者對談)方式收集數據,這種方法通常能獲得更細緻、更全面的資訊,也讓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。相較於司法院的調查,該資料庫由中立第三方機構執行,具備面訪資料等優勢,更具研究價值。司法院雖長期進行相關調查,但未公開原始檔案,限制了研究者對資料的評估與運用。

總結來說,若要研究滿意度隨程序進行的變化,現有的資料庫可能無法完全回答這個問題,未來或許需要更針對性地設計問卷,並確保調查過程能追蹤滿意度的動態變化。

 

午場|第一場次|問題、討論與建議

░ 主題一 誰贊成能源公投

【1-1-1 公投發起意圖與認同因素】

這位提問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:多數人支持以公投決定能源使用方式,但同時也表達對再生能源的支持。提問者猜想矛盾的產生是否與「公投議題本身特性」有關?

例如,在「以核養綠」公投中,領銜人黃士修等人的宣傳主軸,可能並未強調「再生能源的好壞」,而是將議題包裝成「核能與綠能的共存」(如「以核養綠」的口號)。這導致民眾在支持公投時,未必反對再生能源,而是被宣傳話術影響。

建議在解讀這類調查時,應區分「公投發起方的宣傳策略」與「實際議題內涵」。若僅從調查結果推論「民眾反對綠能」,可能忽略了公投議題被簡化或框架化的問題。換句話說,公投的「包裝方式」可能掩蓋了民眾真實的能源偏好,進而導致公投與發起者意圖的落差,這正是研究時需釐清的關鍵。

 

【1-1-2 二一八年十大公投案的啟示】

涂老師報告結論認為公投在農業議題、政黨認同、民主選舉意向及國家認同之間沒有直接關聯。然而,回顧2018年的十大公投案,當時正值縣市長選舉,又受到小英年金改革的影響,引發了很大的反彈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泛綠陣營提出的十項公投案無一通過,而泛藍陣營支持的公投案則全數通過,或至少反對的未能過關、贊成的則獲通過。因此,若要認為公投完全不受政黨認同影響,恐怕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。

此外,公投與大選的關聯性不容忽視,因為選民是在特定政治氛圍下投票。例如,十大公投案中,有一項關於台灣是否應以「台灣」名義參加奧運,這顯然涉及國家認同。因此,問卷設計時應特別注意,公投是否為獨立議題,或是與大選同時舉行的綁大選公投。此外,公投的議題性質也很重要,單一能源公投的結果,與涉及多項不同議題的公投可能會有所不同。因此,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最終結論,建議在問卷設計時納入考量。

 

░ 主題二 臺灣民眾對於網路資訊管制模式的意向

【1-2-1 管制信任問題—政府與官署的界限】

報告指出「台灣民眾較信任政府管制,而非私人平台」,但此措辭可能不夠精確,無論是民進黨政府或國民黨政府,都不可能完全政治中立,因為他們需捍衛自身政策。此外,政府並無政治中立的義務,中立的應是「行政機關」或「公務體系」。

若問卷未區分「政府(政黨)」與「行政官署(行政機關)」,可能混淆受訪者的認知。例如:民眾可能信任「獨立委員會」或「學者專家組成的機構」,但對「政黨政府」持保留態度。建議改用更精確的表述,如「行政官署管制」或「獨立機構」,以避免結論矛盾。

 

░ 下午場|第一場次總結及建議

公投研究:需區分「議題特性」與「投票情境」(如綁大選效應),並釐清政黨動員的影響。
平台管制:應精確定義「政府」與「行政體系」的差異,以反映民眾真實信任對象。

 

午場|第二場次|問題、討論與建議

░ 主題二 一般民眾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認知與態度之網絡分析

【2-2-1. 研究方法的技術性探討】

提問者對論文採用的網絡分析(Network Analysis)方法表達興趣,並與傳統的因子分析(Factor Analysis)進行比較。傳統因子分析假設測量指標反映某個潛在變數(Latent Variable),並預期控制潛在變數後,指標間的關聯應消失(即局部獨立,Local Independence)。然而,實務上,正向比值(Positivity Ratios)常無法完全消除,顯示因子分析的局限性。

相較之下,網絡分析不預設潛在本體,而是視症狀或指標間的互動為現象的「發生」(Emergent)。研究者強調,這種方法能捕捉症狀間的動態關係,並反映不同人群(如性別或族群)的異質性。例如,將數據分為男性與女性後,網絡結構可能呈現不同模式,凸顯症狀互動的獨特性。

此外,研究者從健康社會學視角提出,心理疾病不應被過度「疾病化」。疾病化的主要動機往往與藥物市場相關,而網絡分析避免將心理狀態本體化,更能呈現症狀間的動態關係。這種方法論強調現象的「發生性」,而非預設某種固有狀態。

針對網絡分析的互動式(Relational)取向,提問者進一步追問:既然強調症狀間的動態互動,為何仍需探討因果關係(Causal Inference)?研究者回應,因果推論有助於辨識核心態度或認知是否具有「先發制人」的影響力。若某態度是其他認知的源頭,改變它可能帶來更大效益;反之,若它僅是其他因素的結果,則改變它的意義有限。

儘管在社會科學中確立因果方向極具挑戰,研究者表示,當前已有新方法可供嘗試。透過因果推論,研究者希望找到更有效的介入點,提升政策或實務的影響力。

 

【2-2-2. 原住民福利認知的分析與詮釋】

論文分析了公眾對原住民社會福利的認知,結果顯示其與其他政策立場的關聯性低,呈現獨立性。提問者認為,這反映了公私領域的差異。例如,某些人可能在私人關係中表現友善,但在公共議題(如福利分配)上持傳統立場,導致認知上的斷裂。

研究者進一步分析,問卷問題的設計可能是導致此現象的原因之一。問卷問道:「政府提供給原住民的社會福利措施,並未提供給其他弱勢族群,你認為是否正確?」此問法語意複雜,可能使受訪者難以直覺理解,進而影響回應。數據顯示,該問題的回答與其他政策立場無顯著相關(以虛線表示),可能因問法引發的理解障礙,而非受訪者真實認知。

 

░ 下午場|第二場次總結及建議

本次討論不僅凸顯網絡分析在社會學研究的創新應用,也揭示問卷設計對研究結果的潛在影響。研究者強調,未來可透過改進問卷語意與採用新方法,進一步釐清因果關係與認知特徵。這場問答為社會學方法論與原住民議題提供了深刻的啟發,值得持續關注。

 

from《基礎法學與人權研究通訊第33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