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20250214 調查計畫研討會
下午場 –多元文化與科技社會中的民眾意向
【第二場次｜主題一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實踐困境的多維分析】
報告人｜鄭川如｜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副教授
鄭川如副教授為泰雅族法律學者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權利維護相關研究，並有豐碩的成果。今天的報告將分為四個部分：
【研究背景與目的】
從2005年至今近二十年，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[1] （以下簡稱《原基法》）實施以來，承諾的許多權利落實卻相當有限。為何民主體制下，原住民族的權利實踐仍有巨大落差？影響民眾對原住民族賦權態度的關鍵因素是什麼？ 在設計 2023 台灣法實證面訪調查「原住民族議題題組」問卷[2] 時，我特別納入一系列問題，探討民眾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理解程度、社會接觸程度、社會態度，以及對原住民賦權的看法。唯有了解民眾真實想法與其背後因素，我們才能找到未來努力的方向。
【原住民題組及調查結果初步分析】
- 民眾與原住民族的社會接觸程度
48.8%的受訪者表示，他們身邊「完全沒有」(0人)經常接觸的原住民，40% 的受訪者表示從未去過原住民部落或社群。
- 民眾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認識程度
請民眾自評對原民歷史文化了解程度以0分（完全不了解）到10分（非常了解）計分。結果顯示： 84%的受訪者給自己0到5分，表示對原住民歷史文化了解程度偏低。 另外問到關於原住民的經濟狀況、土地被殖民者不當剝奪的歷史，以及社福措施問題調查結果顯示：30% ~ 50% 受訪者對原住民經濟狀況及社福措施的認知錯誤，也不了解他們土地被剝奪的歷史。
- 民眾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
70%-80%的受訪者同時認同正面與負面刻板印象，這些刻板印象同時影響他們對原住民族賦權的態度。
- 民眾對原住民族的態度
超過一半（50.2%）的臺灣民眾認為「原住民最好融入大社會」，近50% 的受訪者同意「不能對原住民特別好，否則會剝奪他人權利」，同時57.7%的受訪者認為「政府對原住民的照顧已經夠多」結論，綜合以上態度顯示，許多民眾對原住民族賦權政策抱持保留甚至反對的立場，這可能影響後續的權利實踐。
- 民眾與原住民族的社會距離
其中有95.3%願意與原住民當同事；90.3%**願意與原住民當鄰居；80.6%願意與原住民成為家人。儘管整體接受度高，仍有部分民眾對原住民族存有心理隔閡。
- 民眾對原住民族賦權的態度
調查結果顯示支持「返還傳統領域土地」的比例高達七成，然而，當問題轉為「以金錢賠償喪失的土地」時，支持率卻大幅下降。分析推論，民眾可能認為返還土地不涉及自身利益損失（「反正不是我的地」），但金錢賠償可能被視為對其他族群資源的「相對剝奪」，因此支持度較低。
【原住民族權利實踐的困境分析】
數據分析發現影響民眾對原住民族賦權態度的關鍵因素包括：
- 年齡與教育程度
年齡越大、受教育年數越高、可能受到過去同化主義的影響，越傾向認為「原住民應融入大社會」的人，越不支持原住民自治。
- 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了解
越了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人，越支持原住民自治與賦權。
- 對土地歷史的認知
正確了解原住民土地被剝奪歷史的人，更傾向支持土地返還等賦權政策。
【結論與未來展望】
綜合以上分析，民眾對原住民族的態度、對歷史文化的理解程度，以及對土地被剝奪歷史的認知，確實顯著影響他們對原住民賦權的看法。 展望未來，我們可透過以下方式努力：
- 教育推廣：將原住民歷史文化納入正規教育，增進民眾了解。
- 公共宣傳：透過媒體與活動，提升社會對原住民權利的認知與支持。
改變民眾態度或許需要20年、30年，甚至更久，只要持續推進，相信原住民族的權利實踐終將迎來更光明的前景。
【與談人- 大尹法律事務所謝孟羽律師】
謝孟羽律師提及，以往以律師身份處理原住民族案件時，多數侷限於法院或部落場域。鄭老師的實證資料，正好彌補了台灣長期缺乏的社會認知基礎。這對原住民族權利推動至關重要—若討論缺乏實證依據，可能影響政策方向。謝律師分享自身辦理原住民族權利案件的經驗，結合鄭老師研究說明一些觀察。
剛才鄭老師調查顯示『日常接觸原住民比例低，但到訪部落比例高』，這反映社會中存在『隱性原住民』，許多人可能不自覺身邊朋友具有原民身份，或原住民本身在社會中隱藏了自己的身份。另外，此現象也代表大眾對『原住民傳統領域』認知不足，例如日月潭、司馬庫斯雖是熱門景點，但遊客未必意識到其原民屬性。
在推動原民議題時，無論是律師案件經驗或學者研究結論，都發現對立成員多為40歲以上族群，包括司法體系高層，例如司法院編列法院預算時，就曾有人質疑：「我們需要投入這麼多資源在原住民司法嗎？原住民不過占人口5%或6%，為什麼要特別成立一個中心，還配好幾個專職律師？這樣符合資源分配嗎？我們也沒為身心障礙者或新住民設專職律師，為什麼特別對待原住民？」因此需加強成人教育，確保政策決策者具備正確的原民歷史與文化理解。
剛剛提到「對原住民文化越了解，就越支持」的觀點，基本上無誤。但司法實踐中也會出現文化誤解的意外，以下用２個案例說明：
《案例一 牛蒡子採集案》
台中地院某判決中，法官以「牛蒡子使用非部落傳統」為由駁回原民當事人主張。當事人表示，他們近幾十年來從漢人學習到牛蒡子的藥用知識，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。然而，法官卻以「不夠傳統」為理由，認為這種習慣不屬於原住民部落文化。此判決顯露司法體系對文化的僵化定義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演變過程，未考慮其與其他族群互動、學習與發展的可能性。
《案例二 狩獵權爭議》
類似的例子在狩獵案件中更多。許多法官用自己的理解，去詮釋原住民的文化記憶應該是什麼樣子，甚至不了解傳統領域重疊時該如何處理。例如有部分法官以「現代食安標準」（如要求獵肉需CAS認證）評斷原民狩獵文化，甚至出現「要做新時代酷酷的獵人，不要吃沒經過CAS檢驗的肉，很危險」等不當說法。這類判決實則由國家權力強制形塑原民文化樣貌，風險極大。
很多人，甚至法律從業者都認為原住民福利是「優惠性差別待遇」，他們誤認為原住民權利只是弱勢扶植，扶夠了就該停止。這完全混淆歷史正義與權利返還的本質，無視過去漢人掠奪原住民史實。
刻板印象對原住民的影響是雙面刃，有好有壞。莫拉克風災後，某部落發生土石流，一名原住民會計因帳務問題被控違反商業會計法。一審、二審有罪，但最高法院逆轉判無罪。理由是：「會計事務繁雜，一般人都難學會，更何況要求原住民在短時間內學會，太過苛求…..」，看似有利，實則強化「原民能力不足」的偏見，這種「善意歧視」同樣需要被檢視。
【與談回應- 鄭川如副教授】
鄭川如副教授針對這篇報告現場開放兩個名額提問討論，鼓勵更多學者深入探索，以期增進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。
《問題討論一》
在問卷設計方面，鄭老師的研究為相關議題提供了紮實的基礎，然而部分問題的設計方式可能影響受訪者回應方向。例如，關於「原住民最好融入大社會」的提問，如果改以「是否贊同原住民族保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價值，並維持與漢人不同的生活方式」，或許能更明確地反映社會對原住民文化認同的程度。
從其他題目（如對原住民同事、家人的認同比例）來看，多數民眾其實支持原住民文化自主，而非強制融入。這可能反映議題設定上的差異——「融合」容易被理解為「避免衝突」或「互相容忍」，但若強調「文化自主」，答案或許不同。建議後續可統整議題的邏輯一致性，釐清受訪者對問題的理解是否影響結果。
《問題討論二》
社會距離的量表調查結果顯示，有八九成的人願意與原住民成為家人或鄰居。另外，有個問題問：「你同不同意如果沒有加分制度，原住民應該無法上大學？」結果有將近七成的人不同意這個論述。個人推測上述調查結果可能與「社會期待效應」有關，尤其採用面對面訪談時，受訪者基於社會期待，很難直接表達內心對原住民的偏見。建議未來可調整測量方式（如間接提問），降低受訪者的回答壓力。
測量偏見或歧視的問卷設計很重要，建議試著在設計時加入一些方法，降低社會期待的影響，讓民眾更能真實表達想法。例如，調整問法或情境設定，讓回答更自然。
結語 再次感謝托老師的寶貴建議。我將回去進一步修正相關定義，並探討如何增進分析框架的精確性與多層面解釋能力。期待未來能與各位進一步討論，謝謝！
《鄭老師總結》
謝謝兩位建議。設計能精準對應研究目標的問卷確實有技術難度，我會記錄下來，作為下一階段研究的改進方向。
——————–
[1] 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130003
[2] 請參考2023 臺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第6期 (2)「原住民族議題題組」